subja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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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aura是阳光。也许我对于laura来说也是阳光。但总之她是阳光。

见面或者打电话的时候人们都会互相问一句“怎么样？”laura很直接地回答说：不好。我们只见过一面，8个月以前。之前在soulseek上碰到小李同学，也有这样的对话，互相鼓励一下，发现郁闷的人挺多的，就阳光了。有一天喜欢禅宗和社会主义的老大问我who is life，我说better，他说这个回答很禅啊，我想说你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德国人，这个发现对我的生活很有意义。还有老张同学，两个大男人煲电话粥，居然开始相互鼓励锻炼身体了——向老赵学习。

每次见到pierre，他都已经几天没睡觉了。每次见到leo，都能说出最近几个月要做的工作，安排得满满的。甚至每次见到pamela，她也变得那么忙，不再是24小时party战士，几个月以前说过的事情到现在还没有时间做。每次见到秦思源，他的脸就会幻化成一个电子记事本。每次在水陆观音见到老羊，我们都会说工作的事情，好象平时电话、见面说的还不够。每次见到黎静，都觉得她已经忙得不会说中文了。每次见到不想见到的人，我都会告诉他/她我很好，除了有一点忙。如果是想见到的人，我会说，不好，但是非常忙。

laura说这个社会有问题，所以大家才不好，而且是都不好。我觉得承认不好，就是一件最好的事情。社会有病，咱们自己可以没病。反正别把自己当外人，知冷知热的，要疼。社会问题大了去了，丫永远都有病。大家忙，还不都是为了给自己挤出来一点空隙，说的好听就是建设社会主义，大家互为环境，一起生态。但是在每天除了睡觉其他时间都在工作的状态下（其实连睡觉也在想工作，注意，是想，不是梦），我只觉得本末倒置，都快赶上社会了。这当然不是值得追求的生活。除非你在失恋。

所以说大家都在失恋。热情得不到良好的呼应，孤独，缺少安慰，对周遭环境的急剧变化感到不满意甚至失去安全感（在中国，一切都还在狂奔，日新月异，拆，一切都是临时的，包括安全感），只能对改良和创造的可能发生浓厚的兴趣。这不是迷惘，而是更确实和具体的问题，是除了拼命工作就没有方法去平衡自己的问题。我想在无所事事的下午拉着一个女孩的手在公园散步，哪怕春天还没有到来，但还是可以一起观察正在变绿变软的树皮。但是这不可能。“她会离开的。生命就是持续的经过。我正在经过，和被经过。”这样想的时候她就永远不会出现，不存在，不可能。所以我只能努力工作去让这种经过所发生的环境变得好一点，经过得更有意义一点。越努力工作，就越加剧了“经过”的性质。所以结论是，眼下这种过度的工作属于变态。

这是一种悲伤的工作。创造着那么好的东西。比如说演出，在人群中，看着那一切发生，感到平静得接近零度，除了替别人感到开心以外，没有任何感觉。在人群中穿行，像透明的。

刚才读崔卫平的《宦官制度·中国男性主体性和女性解放》，其实是一大篇不成熟的随笔。她谈到了：想象（如果男性不把自己从种种不切实际的幻觉、他人的出发点中解放出来，女性的解放就必然是不完整的）。她对宋江做了一点精神分析，谈到阎婆惜“意外地造成了宋江对于自身的敌意。”她还谈到自己的经验，“感到孤独还在于——你遇到了某种东西，你正在经历某种事实，但是，它无法得到确证，无法陈述这种事实，无法表达对于这种事实的感受。”

从某种程度上说，我的生活圈子在女权问题上是政治上正确的。我很想知道，崔如果在这个圈子里生活，会怎样进行研究。比如说，初步解放之后，人是否还需要比“解放”更多的意义，或者怎样去创造和保持意义，在政治上正确之后，人们，尤其是积极寻找意义和积极改良自己的人们，该怎样实际地接近幸福。可以打赌她只能继续感到孤独，但或许是更清晰的孤独。

我们不研究奴隶的问题。很高兴大家都不好而且承认不好而且不说是别人不好。

better。